日前，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發布《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是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之後，以金融為紐帶的更全面更明確的大灣區協同發展的提綱挈領文件，有助於促成大灣區建設成為商品和貨幣良性雙循環的國際一流城市群，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擴大人民幣容量是大灣區金融互聯互通的題中義

首先，《意見》出臺有助於擴大人民幣市場容量，推動降低人民幣交易成本，擴大人民幣交易功能。

人民幣行使載體貨幣功能，並在境外流通，繼而成為國際上普遍認可的計算、結算及儲備貨幣，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改革初期，中國的資本賬戶基本處於封閉狀態，沒有任何可供外國銀行保有人民幣賬戶的機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人民幣國際化問題在政策層面上轉變為優先事項。2016年10月，人民幣正式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目前全球已有70多家央行或貨幣當局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全球人民幣儲備規模僅次於美元、歐元、日元及英鎊，居第5位。

香港一直以來都是領先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截至2019年底，香港的人民幣資金池規模達6580億元；截至2020年3月，全球75.3%的人民幣交易通過香港進行。《意見》的出臺將強化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獨特優勢。

其次，利好體現在流通壁壘方面，通過制度開放和創新促進粵港澳大灣區三種金融體系的並存。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改革發展，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和三地監管體系的基礎上所進行的新實踐，國際上尚無先例可循。

打破流通壁壘將為大灣區金融市場開放帶來重要機遇。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大幅動蕩，在美聯儲等多國央行的無限量寬松政策刺激下，全球貨幣總量和債務大規模擴張，零利率、負利率甚至資產負價格在全球範圍內成為普遍現象，國際投資者大幅流出美國長期債券市場。相較而言，中國貨幣政策保持相對穩健的取向，中美十年期國債到期收益率利差擴大，更高的回報加大了中國對外資流入的吸引力。香港發揮了作為國際資金進入內地的橋梁作用。2019年通過「滬港通」、「深港通」進行的北向交易量，同比上升109%，表明市場對中國經濟的堅定信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受益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和韌性、持續改善的營商環境和不斷擴大的對外開放，以及完整的上下遊產業鏈和優質的要素資源，盡管受到一定的外部環境的沖擊，仍然是外商重要的投資目的地之一，香港也仍將是連接內地與世界的橋梁，大灣區金融市場開放迎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又一個重要窗口期。

跨境資金池業務推進本外幣一體化管理進入新時代

本外幣合一跨境資金池業務試點，對於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尤其在中國資本項目可兌換尚未完全放開的背景下，是極具「含金量」的一條政策，既回應了國家關於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服務實體經濟的要求，也體現了完善本外幣一體化管理的政策理念，為大灣區跨國公司提供了構建全幣種資金池的有效途徑，同時簡化相應的外債和境外放款登記，提高企業的資金運營效率，這將進一步助推人民幣國際化。

資金池業務是跨國企業集團普遍采用的一項資金管理工具，能夠通過對集團內企業資金的集中調配和使用，提高資金運營效率，並減少對銀行貸款等集團外部融資的依賴，從而降低集團整體的融資成本。在傳統的外匯管制環境下，資金池業務的開展會遇到較大的政策阻礙。

近年來，為了推動貿易投資便利化，外管局積極推動資本項目有序開放，對跨國公司的資金集中運營和管理不斷進行探索和改革。早在2012年，北京上海等地開始開展跨國公司外匯資金集中運營管理試點，兩年後推廣至全國。2019年，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跨國公司跨境資金集中運營管理規定》，允許相關企業開立包含人民幣在內的多幣種國內資金主賬戶以辦理跨境資金集中運營業務，並將「外匯資金」更改為「跨境資金」，預示著跨境資金池業務進入本外幣一體化管理的新時代。

資金池業務有助於促進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劉元春、張傑研究表明，香港作為資金循環中樞的發展方向已經逐步清晰。香港境內的人民幣主要有兩個流向，其一是境外人民幣通過香港金融市場在非居民之間流動，形成「境外—境外」的資金循環；其二是溝通境外與境內的人民幣流動，形成「境內—境外」的資金循環。在中國資金流動尚未完全放開的情況下，資金池業務可以促進香港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的兩種模式的資金雙循環，推動人民幣投資載體職能的完善。

一直以來，中國都面臨著熱錢流入的管理問題，資金池試點有助於減緩這些行為發生。另外，開展資金池業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對沖資本異常流動對中國宏觀經濟的沖擊，也就是說，如果短期的投機性資金要進來的話，把它放在一個池子裏，通過對沖不讓它泛濫到中國的實體經濟中去，當它需要撤退的時候，再把它從池子裏放出去讓它走。

當然，資金池業務也會引起另外一個問題，即資金進來後又出去，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有人利用利差或貨幣匯率的變動，進行套利交易，獲取投機性收益。另外，在實踐中，即使對於相同或類似的交易事項，大灣區裏不同的銀行亦可能采取不完全相同的內控與審核措施，對具體政策的解讀與執行實踐亦可能存在差異。

防範風險和加強協調

風險管理是金融發展至關重要的一環，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的持續發展離不開對本區域的金融風險把控和監管部門的良好協調。《意見》第六部分亦切實提出加強防範跨境金融風險。

首先，完善粵港澳三地跨境金融合作協調機制，為人民幣國際化保駕護航。粵港澳在法律、法規和金融體系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需要進一步建立包括粵港澳監管部門、行業機構、專家學者等在內的跨境金融合作協調機制，加強金融合作的統籌協調與溝通交流。

其次，發揮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中的樞紐地位，借助 「互聯互通」制度對接優勢，聯動大灣區內的自貿試驗區、企業、金融機構積極參與的跨境人民幣業務需求，在離岸賬戶體系、跨境投資等方面推動人民幣擴大容量、加大人民幣市場深度，通過市場的廣泛參與提高人民幣的知名度，促進人民幣行使載體功能。

再次，推動金融科技創新賦能人民幣構建國際資本新格局。粵港澳大灣區的11座城市要實現優勢互補、形成巨大的協同效應，需要最大限度地減小經濟活動循環流動的阻力，並以信息流動為基礎，有效推進貨物、資金和人員流動。這對粵港澳大灣區提出了獨特的課題，因為粵港澳大灣區涉及不同的貨幣、法律、監管、稅務體系。賦能金融科技，利用人工智能、區塊鏈或分布式賬本技術、雲平臺以及大數據等技術，能夠助推粵港澳大灣區的市場參與者解決面臨的諸多挑戰。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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